《天圣令》蕴藏民事规则的底层逻辑

　　《天圣令》钞本保存的唐宋令文，不仅为研究“律令格式”规范体系提供了可靠依据，更打破了“古代法制以刑律为主”的旧有认知

《天圣令》蕴藏民事规则的底层逻辑

　　中华法系以礼法精神为核心，律与令是其重要法律形式，学界合称“律令体系”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成文法就已大量涌现，《法经》便是早期代表。至唐代，统治者在总结前代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《唐律疏议》，这是中国现存最早、体例最完整、影响最深远的成文法典。可惜与律典并行的令典，至今鲜有完整文本传世。何为令?《唐六典》将唐代四种主要法律形式界定为：“律以正刑定罪，令以设范立制，格以禁违止邪，式以轨物程事。”令依托“礼”禁于未然，定“尊卑贵贱之等数，国家之制度”，内容近似今天的民事、行政、经济类法规，以非刑罚方式调整社会秩序。

　　《天圣令》的意外发现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末，学者戴建国称在浙江宁波天一阁藏书楼发现了一本名为《官品令》的明钞本。后经考证，这其实是湮没已久的《天圣令》。《天圣令》于宋仁宗天圣七年(1029年)编成，它以宋太宗淳化三年(992年)编修的《淳化令》为基础，又以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为基准，结合宋代新的制度要求，对旧的令文进行修订而成。据学界考证，《天圣令》原典可能分为“元、亨、利、贞”四册，共30卷，约14万字。而天一阁所藏的明乌丝栏白棉纸钞本为残卷，仅存原典中的“贞”册，残存十卷十二篇，分别为《田令》《赋役令》《仓库令》《厩牧令》等。

　　《天圣令》钞本虽为残卷，但仍是目前可见最早的中国古代令典，价值珍贵。更重要的是，编纂修订《天圣令》者多为宋代法学名家，他们将作为基准的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之原貌，较为完整地保留在了《天圣令》中。每篇令文前半部分为“右并因旧文以新制参定”，即《天圣令》正文，后半部分为“右令不行”的唐令原文，两者共计残存514条，为研究古代“律令格式”的法律规范体系提供了可靠依据。《天圣令》钞本不仅清晰展现了唐宋两朝关于私人财产权利的具体规定，更反映出中国古代已有民事财产和人身权利意识，也让学界重新思考“中国古代法制以刑律为主”的传统观点。

　　《天圣令》对宋代私有财产的规制

　　宋代民间交易日益频繁，朝廷以令典规范民事行为，《天圣令》便是其中典型代表。这些令典涉及物、债、继承等诸多民事法律关系，其中不少司法智慧至今仍值得借鉴。

　　其一，明确民间土地所有权。《田令》卷二十一规定：“诸田为水侵射，不依旧流，新出之地，先给被侵之家。若别县界新出亦准此。其两岸异管，从正流为断。”依此规定，如果田主的田地被洪水侵袭，新冲出之田，首先归原田主所有。若冲出之新地为两个不同的辖区，则依河水主流所在地为归属。这可谓令典为民间土地确权的有力证明，具有鲜明的民事法律特色。

　　其二，明确拾遗物、漂流物、宿藏物(地下埋藏物)的物权归属。《杂令》规定，公共地域拾得宿藏物归拾得人所有，私人地域拾得则与地主平分;漂流物拾得人需公开标识并报告官府，物主认领时，拾得者可获相应报酬。该规定既保护原物主的私权，又根据拾得者的付出合理分配报酬，兼顾公平与情理。

　　其三，规范一般债权关系。《天圣令》遵循“官有政法，人从私契”原则，充分尊重借贷、托管等民事契约的自愿约定，官府不随意干涉，但同时也作出两项限制：禁止以田宅、牛马折抵高利贷债务，保障民户基本生活;民间生活借贷的月息不得超过六分，积利不得超过本金的一倍，债务人逃逸则由保人代偿。

　　其四，明确户绝财产的处置方式。所谓户绝，是指家中无男性继承人继承财产的情况。对此，《杂令》确立了遗嘱效力优先原则，并明确户绝者财产的继承顺序：若逝者无近亲属且有明确遗嘱，优先按遗嘱处分财产。这一规定既契合传统的宗法制度，保护亲伦秩序与家庭财产制，又在一定程度上尊重遗嘱自由，兼顾了礼制与私权。

　　对照《宋刑统》可见，《天圣令》原则上承袭了《宋刑统》的宗旨，又对《宋刑统》中的相关规定予以细化，形成“律典为本、令典补充”的关系。

　　《天圣令》与宋代士人群体

　　关于《天圣令》的编纂者，据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，朝廷最初诏吕夷简等参定令文，后命庞籍、宋郊为修令官，赵廓、董希颜为详定官，吕夷简仅署衔，庞籍应为实际负责人。

　　庞籍(988年—1063年)，字醇之，山东成武人。大中祥符八年(1015年)，27岁的庞籍进士及第，最初被任命为黄州(今湖北黄冈)司理参军，主掌狱讼勘鞫，政绩突出，使当地“狱无冤抑”。而后又被开封府两任知府相继向朝廷举荐征召为官，专管“议法断刑”。因仕途的前半程专注刑狱法令，庞籍练就了通晓律令、深谙法意的素养，此后官至参知政事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庞籍“凡为大臣，尤宜只畏绳墨，岂得自持贵重，乱天子法耶”的名言，尽显刚直不阿的法治精神，被时人称为“天子御史”。

　　庞籍的经历，是宋代士大夫“吏服训雅，儒通文法”(兼具儒家素养与法律专业能力)发展趋势的缩影。得益于“科举兴、律学盛、书判行”的时代背景，宋代司法文明日渐兴盛，士大夫群体也由此走向专业化、职业化，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
　　一是法律入仕，经律兼修。宋太祖建隆三年(962年)下诏规定“诸道法司参军，皆以律疏试判”，开“法律入仕”之先河。宋太宗雍熙三年(986年)又下令“进士兼习法令”，使研读律法成为士大夫的必备素养。此后，朝廷又在进士科中设置“贴经”(科举考试的一种方式，要求考生默写经书内容)以试律意，开明法科考查《宋刑统》大义与断案试判能力;还设立试刑法官，以“疑难案状二十道”考核京朝官，成绩上等可破格晋升。例如，司马光于宋仁宗嘉祐六年(1061年)“试刑法”得上等，遂由天章阁待制迁任知谏院。可见在宋代，司法素养已成为士大夫入朝为官的重要门槛。

　　二是法制为经，治道可必。宋初吸取五代十国战乱不休的教训，皇帝十分重视法律。宋太祖受禅之初，就下诏要求“中外臣僚，咸须读律”;宋仁宗时，庞籍也曾以“祖宗之法”规劝皇帝“守画一之法，使无逾越”。北宋名臣富弼亦言“法制立，然后万事有经，而治道可必”。宋代士大夫疑经论政、批判实用、重视民利的理念，推动了地方州级司法的职业化发展，也造就了包公、宋慈等司法名人，以及许多像庞籍这样致力于法典编纂的法学家。

　　三是鞫谳分司，环节问责。鞫谳分司与翻异别勘是宋代司法制度的特色，鞫谳分司即案件的审理(鞫)和判决(谳)相分离，鞫司只负责案件事实的审理，而谳司仅负责查找适用的法律条文，最后由长官在此基础上作出判决;翻异别勘则是允许被告在认为判决不公时，请求由其他机关重新审理。宋代在地方州级设司理参军、司法参军、录事参军，分别负责侦查、检法、审判，这一分工与现代司法分立的逻辑一脉相承。同时，宋代还建立了严格的审判责任追究制度，狱案上报需注明“初情、检法、拟判”三环节及日期，形成文书问责机制，有效制衡权力、减少司法恣意，也对司法官员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　　( 陈景良、刘鸿杰      作者陈景良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文化研究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